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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富清:一生甘做党的突击队员

军事新闻 来源:解放军报 2019年07月17日 15:48 A-A+ 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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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

  一

  那是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。来凤县的天空终于露出阳光。有了阳光,屋子里暖和了不少。张富清老人坐在窗下的椅子上,笑眯眯地观赏着窗台上的蟹爪兰,饶有兴趣地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,左手习惯性地抓着装了义肢略显空荡的左腿裤管,右手随着高亢的秦腔打着节拍,有滋有味地哼着。

  此时,门“吱”的一声被推开。幺儿子张健全开门走了进来。进屋就对老父亲说:“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怀,信息采集有政策规定,你得把你那些宝贝亮出来。”

  儿子说的那些宝贝,张富清已经整整隐藏了六十年。六十年过去了,他对单位的同事没讲,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很少提及,难道这次登记一定要将它们拿出来?

  前些日子,他在医院住院时,幺儿给他讲过几次,他都未表态。他想把那些军功章藏在箱子里永不示人。可是,这一次组织有要求。听党的话,按组织要求的去做,这是他一辈子的行为准则。既然组织有要求,他也就心甘情愿地点了头。

  在父亲卧室最里头的墙角处,放着一个老式的五斗柜,柜上放着一只略显陈旧、铜按钮已经损坏了一个的棕色皮箱。几十年了,张健全从来没有打开过这只皮箱。记得很小的时候,大哥因为好奇动了父亲挂在墙上的挎包,被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。不乱翻父亲的东西,从此成为他们家的一个规矩。

  张健全打开按钮的那一刻,他的手有点颤抖。揭开箱盖,是一层绒布,揭开绒布,一枚枚闪亮的军功章整齐地摆放在箱子的右侧,一本本证书叠放在箱子的左侧。他拿起雕有毛主席头像的一等功奖章走出卧室。张富清从儿子手中接过奖章,脑海里顿时浮现出60多年前彭德怀司令员为他颁发奖章的情景。张健全对沉思的父亲说:“你得给我讲讲这些荣誉的来历,要不然别人问我,我讲不清楚就很尴尬。”

  老人用手轻轻地摸着奖章的边缘,战斗往事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现……

  二

  三五九旅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。张富清在六连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,得到了组织的关怀,还有了人生的理想。在一次遭遇战中,他发现自己竟然听到了枪声也不再害怕。在争夺一个高地时,他勇敢地冲在最前头,膀子挂了彩,他也没下火线,坚持战斗到胜利。在这次遭遇战中,他因表现勇敢,荣立团一等功一次,还被提拔当了副班长。

  有了信仰就有了追求,有了力量,有了勇敢精神。张富清这个少言寡语的汉中汉子,由弱不禁风的小绵羊从此变成了一只小老虎、一个不怕死的突击队员。

  1948年8月中旬,正是关中平原玉米灌浆的时节。西北野战军又一重大战役在关中的壶梯山打响。横在张富清所在连队面前的是一道山梁,从最高处的几个碉堡射出的密集子弹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,一时打得进攻部队抬不起头来,几次冲锋都因伤亡过大而中止。战前,张富清主动报名参加了突击队,并被任命为突击组长。“攻击受阻,突击队上。”李连长高声吼道。个子不高的张富清抱着炸药包冲在最前头。凭着勇敢和机智,他成功地炸掉了吐着火舌的碉堡。

  战斗结束,在庆功会上,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。在接下来的战斗中,他又屡立战功……

  关中大地,硝烟散尽。新中国成立后,张富清随部队到哈密剿匪,在阿拉尔、喀什搞建设修营房,一边战斗一边垦荒。

  朝鲜战争爆发后,已经升任副连长的张富清再一次响应党的号召,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。他知道到朝鲜打仗更艰辛,流血牺牲的概率极大。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,听党的话,时刻做党的突击队员。他和战友们日夜兼程赶到北京,准备出征的时候,1953年7月27日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在板门店正式签订。后来,按照组织的安排,张富清被派往文化速成学校。他先后在天津、南昌补习文化,最后又分配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,进入武汉的防空学校继续学习。

  1955年6月,经过一年多的培训,张富清即将毕业。那时,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,不仅军队需要干部,地方更需要年轻有为的干部。张富清面临转业。当时,他有三个选择:一是回老家汉中洋县,二是留在武汉,三是到湖北恩施来凤。回汉中洋县,既是衣锦还乡,又得天时地利,便于开展工作,还能照顾亲人;武汉是省会大城市,环境优越,工作生活便利;恩施来凤,山高沟深,穷困偏远。

  关键时刻,张富清选择了听从党的召唤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  从武汉到来凤,他和妻子坐船坐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。来凤县城虽处三省交界,可并不繁华,人口稀少。除了两家铁匠铺,几乎没有工业,生产落后。看着群山环抱的县城,张富清深深感到“有凤来仪”这个名字与现实的巨大差距。

  县上的领导见前来报到的张富清经历过战火的考验,上过军事学校,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,担任城关粮油所主任。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。粮油所主任这一职务,在来凤县城显得极其重要。来凤是七分山地三分田,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粮食供需矛盾十分突出。

  张富清为此想了不少办法,一方面动手建米厂,搞大米加工,尽可能提高精米供应;一方面,严守规矩,严把分配关。对于说情走后门者,他掷地有声地回应:“粮食紧缺,谁也不能搞特殊,不然就违反了党的政策!”

  三

  正当张富清把粮食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,他被安排进入党校学习。两年学习结束,组织任命他担任三胡区副区长。

  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,越是艰苦的地方,他越是一往无前。张富清接到通知后,二话不说,举家迁到了偏远贫穷的三胡区。

  1959年盛夏,三胡区遭遇严重旱灾。一时各生产大队人畜用水告急,就连相对平坦的上巴院子,不仅农作物干得冒了烟,而且千年古井也见了底。“谁去上巴院子?”区党委书记两眼巴望着党委成员。“我去。”张富清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。

  第二天一大早,张富清头戴草帽,脚穿草鞋,背上挎包和水壶上了路。那时,三胡与各管理区和生产队之间不通公路,全是崎岖陡峭的山路。张富清一路急走,下午三点才到上巴院子。四面环山的上巴院子一条小河干涸了,所有的堰塘干涸了,田地里的庄稼干枯了,就连村中寺庙里一口千年的老井也干得见了底。在生产队部,急火攻心而满嘴起泡的大队支书说,“再不下雨,人都得干死”。张富清说,“找到水才能保命,等雨咋行?这么大的山,不可能没有水,进山去找”。村支书说,“太阳像个火球,会热死人的”。张富清对民兵连长说,“你当过兵,还上过朝鲜战场,你怕死吗?如果不怕死,你就跟我当找水的突击队员”。民兵连长当了八年兵,是一条硬汉子。他说,“你张区长都不怕死,我的命能比你的命更金贵吗”。张富清冒着酷暑,带着民兵连长进山去找水。张富清知道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高。他们顺着绕村的小河去找河水的源头。他们沿着干涸的河床,踩着滚烫的鹅卵石,攀一道道崖壁,在太阳落山前,找到了小河的源头。源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下的山洞。民兵连长说,“平常这儿可是泉水叮当,现在变成了干水洞”。张富清蹲下身,弯腰往洞里钻。民兵连长用手扯住他的衣服说,“不要往里去,洞里有妖怪,听祖辈讲,凡进到洞里的人,没人能出来”。山洞黑黢黢的,地上的细沙软绵绵的。张富清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推开开关,洞穴中有了一点光亮。越往里走越清凉,越往里走越幽深。他照了一下洞壁,再用手摸,不再像外头那样干燥,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。再往前走拐个弯,听到了水的滴嗒声。他赶紧往前走几步,在手电筒的光照下,一摊清水像一块蓝宝石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  他弯下腰,取下喝空了的水壶,装了满满一壶。他走出洞外,对正在洞外着急的民兵连长说:“这下有救了,洞里有水。”张富清将水壶递到他手中。民兵连长激动地一把拧开水壶盖,仰起脖子咕咕地直往喉咙里灌。喝下凉水解过渴后的民兵连长欣喜万分地说:“祈祷观音不见雨,张区长来了有水喝。”

  这一夜,上巴院子的人沸腾了,他们喝到了甘甜的泉水。第二天,在张富清的带领下,他们又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一处泉眼。第三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,在离村较远的山峰下又找到了一个泉眼。这一年入秋后,张富清带领上巴院子的几个生产小队的社员大搞水利建设。在几处水源地筑了小水坝,修了引水渠,确保了农田灌溉所需。

  四

  1975年,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的张富清被重新起用。他从三胡区调到百福司区(卯洞区)继续担任副区长。

  本来张富清分管区政府机关、财政、供销社等部门的工作就很忙,不用包下面的管理区,可是他坚决要求包一个,而且是最偏远贫穷的高洞管理区。

  高洞地处湖北与重庆的交界处,村寨建在四面悬崖的高山上。通向外面的路是一条曲曲拐拐的羊肠小道。张富清每上一次高洞,心里就会萌生一次为高洞人修路的想法。一次偶然事故,更加坚定了张富清为高洞百姓修路的决心。

  那是1976年的夏天,高洞又遇干旱。一位姓廖的老人拉牛到山下的月亮村去饮水。没想到在悬崖边,牛尾巴不偏不歪甩到了马蜂窝上。受马蜂攻击,水牛受惊,姓廖的老人被水牛带到了崖下。张富清听说后,流了泪,他下定决心,一定要找区委书记说一说。

  那是初秋的一天,他走进了区委王书记的办公室。他对正在看文件的书记说:“高洞人下山上山太不容易了,给高洞人修一条路吧,不然他们一辈辈人都会穷下去。”王书记说:“在高洞修路比上天还难。”张富清咬咬牙说:“再难也难不过解放军战士炸碉堡。为了高洞的老百姓,再难也得干。你下决心,我来组织。”书记将烟头狠劲地往烟灰缸里拧了又拧后说:“你拿个方案吧,下周在区党委会上提出来。”

  1977年,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,百福司区委吹响了攻坚克难的号角,集中力量打响了修通高洞公路大会战。时任区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胜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,张副区长天天吃住在管理区和村里,与群众并肩战斗在工地现场。”由于地势险要,80%的路靠开山炸石,其中最难的一段路叫鸡爪山,悬崖峭壁。要在绝壁上凿出路来,只能从崖壁的顶上放绳打炮眼。面对无法立足的绝壁,面对让人眼晕的万丈深渊,几个胆子大的民兵骨干都产生了畏惧心理,裹足不前。

  当时,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、头戴鸭舌帽、脚穿解放鞋的张富清来到了树下,对腰上系上了绳子的小伙子问:“你们是不是害怕了?”

  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们不吭声了。一个胆大的圆脸小伙说:“这么陡的崖壁,下去绳子断了怎么办,上不来了怎么办?”

  这一年张富清五十二岁,他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当突击队员那样,一脸笑容地对一个小伙说:“把绳子解下来给我,我给你们做示范。”张富清一边往腰上系绳子,一边对圆脸小伙说:“打炮眼,得两个人,一个撑钎,一个抡锤。我一个人下去,没人配合不行,你和我一组。我先下,你后下。”

  几只乌鸦呱呱地从崖前飞过。张富清泰然自若地走到悬崖边,对着几个放绳子的小伙说,“不要紧张,一点点慢慢放。”这次他腰里别的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把锤子,不是去炸碉堡而是炸崖壁。他双脚撑在崖壁上,双手抓牢绳子,随着绳子的延伸,他一蹦一跳地下到了半山腰。随着铁锤敲打钢钎的“当当”声响起,随着钢钎撞击岩石的火花飞溅,第一个炮眼打完。接下来,第二个,第三个。然后是装填炸药,放置雷管,用泥土夯实炮眼。点导火索时圆脸小伙又摇了头。张富清说,“第一炮我来点。”三根导火索燃烧吐出的烟雾笼罩了向上攀爬的张富清。随着“轰轰轰”的三声巨响,山石横飞。

  小伙子们欢呼雀跃,齐声夸赞,张区长是英雄,了不得。圆脸小伙问他是不是当过兵,当过工程兵。张富清一脸微笑没接话。他从不讲自己当兵的经历,更不讲自己获得的荣誉。他再一次耐心地给围在身边的年轻人讲了下山攀壁的动作,讲了抡锤打炮眼的要领,讲了导火索留多长、上到多高的点火规则。

  这一个冬天,张富清和三千多名社员一同在工地上奋战了120多个日日夜夜,硬是从岩壁上活生生凿出一条路来,圆了高寒山寨两千多土家族、苗族群众通公路的世代梦想,结束了送公粮、卖烤烟、买肥料只能靠肩挑背驮的历史。

  五

  1979年,在三胡、百福司区工作了20年的张富清接到县委新任命,回到县城任县外贸局副局长。区里给他安排了一辆卡车搬家,装车那天,机关前来帮忙的同志发现张富清除了一只皮箱、一个五斗柜,其余都是供销社淘汰、装过肥皂的废纸箱。送行的老百姓沿着酉河排了好长的队伍,他们自发为心目中的好领导送行。

  外贸局是新建单位,担负柳条筐和桐油的出口任务。工作刚刚打开局面,县里要组建建设银行,县领导找他谈话,让他去做牵头的副行长。他说,只要是组织的决定,他都坚决服从。张富清一生都甘做党的突击队员,哪里需要,哪里有困难,他就突击到哪里。1985年他到了离休的年龄,恰好上级银行给了一个提档增薪的名额,他却把增薪的名额让给了另外一名副行长。家里人说,你可是马上就要离休了。他说:“我做牵头的副行长,哪能见了好处就往自己怀里扒。”

  张健全知道父亲一辈子不为把官做多大,而是在乎为人民服务做多好。1959年他是副科级,到1985年离休时仍然是副科级。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共过事的人大多升职,最低也是副县级。对于这些,张健全能够理解,可当他听了父亲讲述的战斗经历后,他无法理解地问父亲:“突击队就是敢死队,组织上为什么老让你当突击队员?”

  一听儿子说突击队员四个字,张富清两眼放光,马上坐直身子说:“当突击队员,是组织对你的信任。如果是一个胆小鬼、一个脑瓜不机灵的人、一个对党不忠诚的人,想当还没有资格哩!”

  张健全见父亲谈兴正浓,于是说:“你就再讲一个当突击队员的故事吧!”

  张富清沉思良久,又开启了他封存已久的回忆:

  壶梯山战斗于当天中午胜利结束,敌团长仅带几十个残兵逃下了壶梯山。我们部队奉命乘胜追击。敌人展开了梯次阻击。在杨家凹战斗中,敌人以寨子为核心构筑工事,我军在一轮大炮轰炸后,开始冲锋。没想到敌人在寨子门外设了地堡,强大的火力让我们的人倒下了一大片。趴在壕沟边的李连长高喊:“突击队员,给我上。”我弯腰跑到连长跟前,连长这才想起在战斗中突击队员已经全部牺牲,仅剩下了我这个突击组长。连长说:“换人,我得让突击队留个种。”战斗每时每刻都有战友在牺牲,哪能等,我带着一名战士从侧面迂回,借着敌人挖的战壕运动到了那个暗堡一侧,我将身上仅剩的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,投进了暗堡中。随着轰的一声巨响,敌人的土木工事被掀上了天。

  “嘟嘟嘟”的冲锋号声再次响起,冲锋的吼声响彻杨家凹……我们踏着牺牲战友的足迹继续突击,向前,向前,向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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